伊朗石油持续经霍尔木兹海峡流向中国 战争重塑贸易格局

三月初，一艘由中国公司拥有的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过这一海峡的船只仅有三艘。其中只有一艘载有伊朗原油，驶向了中国。

这趟航行并不轻松。

这条本就全球最敏感的水道之一，在中东战争的压力下变得更加紧张。

这场冲突始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展开的打击行动，以色列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带领下也参与其中。如今，战争正在迅速升级，给本已脆弱的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全球约20%的石油供应通常要经过这一狭窄通道，任何中断都会迅速传导至全球市场。

对中国而言，其大部分石油依赖进口，且很大一部分来自海湾地区。这道海峡始终是一条关键动脉。

船只明显减少，风险持续上升，每一次通过都需要精细权衡。

根据全球最大的船舶经纪公司之一Braemar Research的数据，自冲突爆发以来，穿越该海峡的运输量大幅下降，目前平均每天仅有约两艘满载的油轮离开海湾地区，而战前约为30艘。

在仍然维持的有限运输中，超过一半来自伊朗，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中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有的只是持续的航行，没有所谓的安全保证。

而就在上周，德黑兰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表示，“友好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可以通过一条指定的安全通道。

这看似是一项物流安排，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在划分类别。

这也意味着，这场冲突已不再只是军事对抗。

世界正在被重新划分——依据各国的行为方式，以及越来越多地，依据其经济站位。

不以同盟关系为基础的分界线

这种正在形成的分界，并不是正式的。没有条约，也没有公开的阵营声明。

但现实中，已经出现一条清晰的界线：一边是施加压力的国家，另一边是仍在其边缘空间中运作的国家。

中国正处于这一空间的中心。它没有参与对抗，但也没有退出支撑伊朗的经济关系。

这种立场并非新出现，但战争让它变得更加清晰。

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继续贸易，本身就成为一种姿态，无论是否被如此表述。

“友好国家”这一说法，正体现了这种转变。

这标志着一种变化——从基于意识形态的同盟，转向基于行为方式的分组。

支撑这种关系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早已存在的结构。

伊朗经济依然高度依赖石油出口。

在制裁之下，问题不在于是否能生产，而在于能否找到愿意并有能力在限制条件下购买的买家。

石油约占伊朗出口收入的70%，持续销售对国家财政至关重要。

中国填补了这一空间。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而伊朗——尽管其供应通常以折扣形式出现且路径不透明——仍是其供应体系中的稳定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模式逐渐形成。在限制不断收紧的情况下，油船的航行没有中断，而是不断调整。

在冲突爆发前数周，中国买家已在增加采购并囤积伊朗原油，以应对潜在的制裁压力——这一策略使得即便风险上升，贸易仍能持续。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加速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电动车产业，并在全球太阳能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由此形成了一种结构：一方面降低长期依赖，另一方面保障短期供应。

有估算显示，超过60%的伊朗海运原油最终流向中国，通常通过中间渠道转运，或被重新标注来源地。

运输路径被调整，交易方式被重构，规模也被重新分配。

最终形成了一套可以在压力下运作的体系，即使它并不完美。

这种模式已持续十余年，尤其是在2012年美国加强二级制裁，以及2018年后伊朗出口一度大幅下滑、随后通过替代渠道逐步恢复的过程中表现明显。

那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正处于这一体系之中。它的航行并非例外，而是这一模式的延续——只是因战争而变得更加清晰。

从交易到信号

伊朗的这一声明，将一种长期存在但未被明说的区分正式化。它划分国家的方式，不在于其表态，而在于其持续的行为。

在这样的语境下，贸易本身成为一种标志。压力施加到了什么程度、该在哪里收手，这本身也是一种信号。

中国采取的做法与其在其他外部危机中的处理方式是一致的。它避免直接对抗，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持渠道，并根据风险调整自身的暴露程度。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也出现过类似模式：中国扩大与莫斯科的贸易，同时避免触发西方协调制裁的行为。

不同之处在于，如今这种界线更加清晰。在战争状态下，得以例行的经济活动开始带有政治含义。

中伊两国之所以表现出某种一致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应对外部约束的方式相似。中国和伊朗都发展出了在不改变核心政治结构的前提下承受外部压力的机制。

权力依然集中，国家在经济中的协调作用依然强大，承受压力的能力被当作一种需要长期维持的条件。

在中国，这一结构以共产党对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控制为核心；在伊朗则体现为由最高领袖主导、结合选举制度与宗教权威的混合体制。

两者并不相同。

但在如何理解和承受外部压力方面，形成一种默契。正是这种默契，使得在外部环境收紧的情况下，经济往来仍得以维持。

图表：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所有权

分歧的边界

两国在体制运作方式上的这种一致性，也有其边界。

伊朗的政治体系以宗教为基础，其政治权威源于什叶派伊斯兰教义，这深刻影响其治理方式与国家认同。

中国则基于不同逻辑运作，其体系是世俗的，并在宗教与政治权威交汇时保持谨慎，甚至加以管控。这一差异在北京对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政策中有所体现，并引发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的批评，包括伊朗国内的一些声音。

这种差异具有结构性，但并未成为决定性障碍，双方都未将其视为合作的障碍。战略考量仍然优先于意识形态差异。

不过，中国的立场也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其经贸关系远不止于伊朗，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仍是其核心利益。这限制了其行动空间，即便利益一致，也难以无限推进。

中国在贸易、金融和科技方面仍深深依赖西方市场，因此始终在避免成为协调性制裁的直接目标。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经过权衡的姿态。接触仍在持续，但被控制在一定边界之内，以降低更大范围的反制风险。

这种平衡并非固定不变，会随着风险变化不断调整，而当前的冲突正是其中一个节点。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承载的不只是石油。它们体现的是一种出于现实需要形成、通过不断调整得以维持，并正在压力之下经受检验的关系。

这些油轮所经过的不仅是地理通道，也是一个不断收紧的政治空间——仍有一些国家在其中运作。

至少目前，这一通道仍然畅通。未来如何，将取决于这种平衡还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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